楊秉儒》「客家人」的由來

【愛傳媒楊秉儒專欄】客家，是一個具有顯著特徵的漢族民系，也是漢族在世界上分布範圍最廣闊、影響最深遠的民系之一。聚居在廣東梅州、河源、惠陽等縣，以及江西的贛州地區18個縣市區、福建西部，四川、廣西、湖南、臺灣、海南、香港部分地區，分布約120餘縣。

先世居黃河流域；西晉末年（4世紀初）、唐代後期（9世紀末）因戰亂大批南下。1270年代南宋滅亡後又遷至贛、閩、粵等地。自稱「客家」或「來人」，以區別於本地人。客家話是漢語方言之一，保留較多古漢語音韻。山歌別具風格。

客家人在聚居地區保持自己習俗傳統，婦女均天足，參加勞動生產，不受封建陋習約束，勇於進取。近代客家族群經「太平天國」之亂失敗後，不少客家人被迫分散在更廣闊的地區，有的轉徙僑居南洋一帶。

客家的起源存在多種說法，主要的有「客家中原說」和「客家混血說」。「客家中原說」認為客家主體構成為來自中原的移民，而「客家混血說」則認為「客家共同體」，是歷朝歷代南遷漢人與閩、粵、贛三角地區的古越族人長久通婚混化之後產生的共同體，其主體是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古越族人民，而不是少數流落於這一地區的中原漢族。

從兩宋開始，中原漢族大舉南遷，經贛南、閩西到達梅州，最終形成相對成熟的、具有很強穩定性的客家民系。此後，客家人又以梅州為基地，大量外遷到中國各境乃至世界各地。「客家四州」為贛州、惠州、梅州、汀州。

客家人的根源，傳統的觀點認為是在「河洛」，所謂「河洛」，指的是黃河、洛水。廣義上的「河洛」就是黃河中游、洛河流域這一廣闊的區域。狹義的「河洛」就是河南洛陽。

「根在河洛」並不是指所有客家族群都出自河洛，其範圍應包括黃河以南、長江以北、漢水流域以東、淮河以西的中原舊地，其核心在河洛。

而客家人的形成與中國歷史的大變動、民族大融合是分不開的。客家人的遷移包括客家先民的南遷和客家人的國內遷移與國際遷移。就遷徙行為而言，有主動和被動之分，與遷移過程的歷史相對應，遷移原因在各時期各不相同。

中國北方開發的早，東南沿海一帶相對開發較遲而又幅員遼闊，人口稀少而戰亂又少的南方有著讓南遷漢人定居發展農業的良好條件。

如廣東梅州在南宋時，「土曠民惰，而業農者鮮，悉汀贛僑寓者耕焉，故人不患無田，而田每以工力不給廢。」加上唐宋時期在南方百越地區推行「毋賦稅」政策。這些對在北方往南遷徙的漢人看來，可謂「世外桃源」而紛紛定居於江南、嶺南地區。

客家先民從河洛、中原遷至江南、嶺南地區，就交通條件，雖極為困難，但也不是無路可走。從秦代起，就設有驛道；從隋代起，就有運河水道，特別是東南道路和嶺南道路; 從宋代起，就有「塘鋪」等。

東南道路以大運河為主幹，把關中、淮南、東南連接起來，並延伸至今贛、閩等地。入嶺南道路有四：一由荊襄道路南下湖南，經湘水、靈渠、桂江、西江進入珠江三角洲；一由湖南越大庚嶺沿湞江、北江南下；一由長江、贛江越大庚嶺沿湞江、北江南下；一由福州沿海岸西南行至粵東。

道路的暢通為歷代客家先民南遷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條件。而清朝的拓墾政策，如康熙23年的「遷海復界」，康熙51年的「湖廣填四川」等，也為客家人的再遷徙提供了機會和條件。

至於北方漢人南遷歷史記載很多，但客家先民由中原大批南遷始於何時，學術界眾說紛紜，有人認為始於秦，也有人認為始於漢或三國、或西晉、或唐、或五代，或南宋等，因而形成客家大遷移有「二次說」、「三次說」、「五次說」、「六次說」、「九次說」等，也有人不分批次只說遷移，莫衷一是。

一般認為客家大規模爆發式的遷移有5次，第一次大遷徙是受兩晉「八王之亂」以及後來「五胡亂華」等的影響，北方漢民大量南遷。

其遷移遠者自今日山西長治起，近者由今日河南靈寶等地，沿潁、汝、淮諸水流域，向南行動，進入襄陽，沿著漢水遷移到今天安徽、江蘇一代，也有一部分南遷到了江西、湖南等地。

第二次大遷徙則是在唐代。「安史之亂」以後，唐王朝國力由盛而衰。唐僖宗乾符六年（879年），黃巢在江南連續攻占州縣，並且刀鋒直指長安。唐王朝統治如風中殘燭，岌岌可危了。

當時大唐帝國最後的支柱和屏障，是坐鎮江南的潤州刺史、鎮海州節度使高駢。高駢久居揚州，手中掌握著精銳兵馬7萬多人，而且雄踞江南數省富饒之地。但高駢對唐僖宗的命令毫不放在心上，不發一兵一卒堵截黃巢起義軍，致使黃巢大軍二十多萬人，渡過長江淮河，進逼長安。唐僖宗大怒，罷去了高駢的官職。高駢索性起兵造反，割據江淮。

其後，為爭奪江淮之地，唐王朝派出了秦彥降服高駢，地方割據勢力代表楊行密、朱溫、孫儒等輩紛起，孫儒殺死秦彥割據江淮。此後，便進入了各地方勢力反覆爭奪江淮之地的大混戰，史稱唐末江淮大戰。

唐末江淮大戰歷時6年，導致了唐王朝最後的支柱和經濟來源地喪失，朱溫在混戰中迅速崛起，最終滅掉了唐朝。江淮大混戰的最直接後果，是導致了自西晉以來遷移的大量漢人紛紛逃離，進入相對安寧的江西避難。

江西在唐朝時期處於節度使危全諷的控制下，《譚全播傳》曾記載：「危全諷在任七年，人物殷盛。」

當時的兩廣和福建等地還是蠻荒之地，江西相對開發較早，加之社會環境穩定，距離江淮又近，於是江西成為了遷移者最好的選擇之所；所以現今有大量的客家族群的祖譜顯示祖上由江西遷來就是這個原因，當時南遷者遠者多由今河南光山、固始，安徽壽縣、阜陽等地渡江入贛（江西），更徙至閩南（福建）；近者則從贛北或贛中遷至贛南或閩西，或粵北、粵東邊界。也有不少族譜記載，祖輩從南京遷來，也沒有錯誤。

因為當時的南京自陳後主亡國之後，便成為了各勢力爭奪的對象，又處於江淮勢力一帶，因此南京的住民也有大量遷移到江西的。其遷移模式和路線總的來看是從北到南、自東到西，從平原到丘陵、山區，沿著河流到核心地區，由國內走向國外，散居世界各地。

第三次大遷徙則是在兩宋時期。受金人南下，蒙古人入主中原及元末農民起義的影響，宋末客家人參加文天祥領導的抗元失敗後，為躲避元朝的追捕誅殺，形成空前的大遷徙，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形成「逢山必有客，無客不住山」的特點，使客家人具有典型山區居民的特徵。

元末明初的戰亂，又觸動了客家人的遷移。遷出地多為福建，遷入地則集中在嘉應各地（即為廣東梅州）。主要原因是嘉應各地（廣東梅州）位於嶺南東部北上的最佳通道上，有較多的低窪丘陵地區可供開墾，加上在抗元過程中，應嘉地區一度變為廢墟，即響應「文陸號召從軍勤王，崖山之覆，州人士死者十盡八九，井邑皆空」。故客家人從他邑遷來重新組合。

由於大量客家人在元末明初遷入現今廣東梅州一帶，從而使梅州成為客家族群的重要腹地，成為客家的聚居中心，擁有「客都」的地位。總之，這一時期的遷徙是在第二期基礎上由贛南、閩西遷至粵東、粵北地區。

第四次大遷徙則是在明末清初。這次遷徙原因，一方面是族群內部人口的膨脹，另一方面是滿州貴族入主中原的影響。由於山多田少，人口與耕地矛盾的越來越激烈，不斷有人往外遷徙，例如明朝嘉靖年間從程鄉、長樂遷海豐、歸善等沿海地區，從汀州遷至福州等地。

清初康熙年間從嘉應、韶州各屬遷至以廣州為核心的增城、花縣、新安、東莞、鶴山等地。「復界」時遷至今天的寶安、深圳、香港、中山、台山等地，「湖廣填四川」時遷往四川、廣西、雲南等地。

明末清初客家人舉兵勤王失敗後，為避株連，多隱姓埋名，或逃亡各地，很多人隨鄭成功遷到臺灣。

這一期的遷徙路線是：主要由第二、三期舊居，分遷至廣東中部及沿海地區，及四川、廣西、貴州、雲南和臺灣等地，還有小部分從閩西、粵北、粵東回遷至江西贛南及贛中贛北西部羅霄山脈兩側，而使江西的客家有新客和老客之分。

至於第五次大遷徙則是在清朝同治年間，主要是受「廣東西路事件」及「太平天國」起義的影響，引起的客家人的再次大遷徙。

「廣東西路事件」是發生在西元1854年至1867年間，廣東土著廣府人與客家人爆發了一次大規模的持械鬥毆事件；而「廣東西路事件」的起因，與「太平天國」之亂脫離不了關係。

1854年，在「太平天國」起義的影響下，廣東天地會發動了一次反清起義。起義軍自稱「洪兵」，即洪門造反軍之意。洪兵起義的軍隊以土著廣府人為主，起兵後即開始圍攻廣州城，而當時的兩廣總督葉名琛坐困孤城，岌岌可危。

當時大清國內憂外患，太平天國等國內叛亂四處皆是，沒兵將可調，那時候比較流行團練、募勇，也是朝廷應對危機的法寶。葉名琛剛開始是大量募勇，可戰事持續不停，政府財政赤字，沒錢了。葉名琛就以官銜官職為誘餌，股東有錢的鄉紳出錢招募族人與朝廷官軍攜手作戰。

在這個過程中，由客家人組成的客勇就應運而生。在協助政府軍鎮壓洪兵的過程中，鶴山、高要、開平等地的部分客勇乘機公報私仇，對在日常生活中有些摩擦矛盾的廣府人進行打擊報復，燒殺搶奪了不少廣府人，而廣府人一看，這樣下去還得了？於是周邊開平、恩平、鶴山、高明也跟著舉旗而起，開始跟客家人玩命了。

客家人也不讓步，誰怕誰啊，也挑選壯丁對幹起來，你來我往，至此民間最大最慘烈的土客持械私鬥正式爆發。

那麼，當時的兩廣總督府管不管這事呢？這時候，一邊是「太平天國」之亂加「廣府洪兵造反」，另外一邊是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爆發，英法聯軍都殺到北京去了，哪裡還有時間去管這民間鬥毆案？

一時之間，雙方真刀真槍上場，越殺仇恨越深，仇恨越深就越停不下來，這場大械鬥禍起於五邑地區，蔓延至雲浮、肇慶、陽江、茂名等地，這一鬥就是血雨腥風的13年，導致雙方死亡人數達到數十萬之多。

剛開始的前6年，滿清政府並不把這場械鬥事件當回事，認為只是簡單的聚眾鬥毆。中間3年，才發現事態嚴重，想讓雙方講和，但是這時候土客雙方已經殺紅了眼，哪裡停得了手？

最後3年，滿清政府受到廣府人的壓力，圍剿安撫並用，主要是圍剿客家人；這時候，由於朝廷兵力的介入，這場械鬥已經演變成為客家人與官府的對抗了。經過13年的拼鬥，客家人也厭倦了殺來殺去，最後以求撫而告終。

「廣東西路事件」導致珠江三角洲地區客家人口銳減，如四邑地區在械鬥發生前，客家人可占當地總人口約五分之一，而械鬥結束後只占當地總人口的百分之三；械鬥之後，客家人求撫，那就總得有個好的安排。

要客家人再與廣府人同處一地，已經不可能了。除了台山清赤溪廳、高明五坑和鶴山雲鄉等地的客家人外，其他的客家人或返回原籍，或被安插在廣東的高州、廉州、雷州和海南島的瓊州，以及廣西東部；加上以客家人為主體的「太平天國」起義失敗後，滿清政府要把一切姓洪的及其他參加起義的男女老少都加以屠殺，因此很多客家人或改名換姓，或逃亡外地，大批客家人飄洋過海到臺灣島、海南島，或者逃到香港、澳門、汕頭、廈門和海口一帶，以及遠渡重洋到新加坡、馬來西亞、澳大利亞、南北美洲等地從事苦役勞動。

這一時期主要由廣東中部、東部遷至西部、南部及海南與東南亞等世界各地，向海外大規模移民，也形成了大量的廣東華僑，也正是大量廣東華僑的形成，使得廣東人的視野、思想變得更加國際化和現代化，為今天廣東經濟的騰飛也做出了巨大貢獻。

當然，以上五次的大遷徙，並不是每次遷徙都是單指客家族群的遷徙；一般認為，南宋以前的遷徙，是客家先民的遷徙，南宋以後才是真正含義的客家人的遷徙。客家的遷徙並不是像水波一樣，一波接著一波，也不像射箭一樣，一步到位；也不是有組織、有領導的，而是無組織的非常渙散的遷移。正如同在臺灣的客家族群遷徙史。

在臺灣的客家族群，為臺灣島上的第二大族群；祖籍大多源自中國廣東省粵東地區，少部分源自福建省。臺灣客家族群渡臺時間相當早，德國史學家Riess研究荷蘭史料時發現，荷蘭人占領台灣的時期，荷蘭人與臺灣原住民溝通，多由客家人居中翻譯；故此，尹章義教授認為客家人與閩南人幾乎是同時抵達臺灣，甚至可能更早。

明鄭覆亡後，清朝康熙皇帝採納明鄭降將施琅的建議，頒布渡臺禁令（南明時期，廣東惠州、潮州的客家族群大多幫助鄭成功對抗清軍），施琅嚴禁粵民渡台，造成臺灣客家族群人口數遂逐漸不如在臺灣的福建族群，而後客家族群又在閩粵械鬥中失利，被迫退出平原，遷至靠山的丘陵地。

於是丘陵地多形成客家人為主的村莊，保有濃厚的客家文化，亦有部份地區的客家人在人口數居上風，得以居住在平原或沿海鄉鎮；在來臺的時間早晚上，學者尹章義認為，客家人並沒有來臺較晚，也不是主動選擇類似原鄉地形之丘陵地來居住，早期影響臺灣客家人口分布的因素，主要為多次的閩粵械鬥及樟腦採集。

以高屏六堆為例，六堆客家族群的成因，是因為於康熙六十年（西元1721年）起義的「鴨母王」朱一貴與杜君英之間，朱一貴的部眾以閩籍漳、泉二府為主，而杜君英集團成員的組成則包括了閩籍漳、泉墾民和粵籍使用潮州話的潮州潮陽、揭陽、海陽一地墾民與客籍傭工；最後分裂為閩、粵對立。

朱一貴與杜君英「閩、粵相爭」，引起了下淡水溪（今高屏溪）不願附眾起事，但卻又同樣來自粵屬潮州的客籍墾民的危機感。六堆地區的客籍墾民遂於5月聯合當地十三大莊、六十四小莊一萬餘人，涵蓋來自粵省潮州所屬的鎮平、程鄉、平遠、大埔，和閩省汀州所屬之永定、武平、上杭各縣客籍墾民，在屏東縣萬丹社上帝廟（今屏東萬丹萬泉寺）集會，分設前、後、左、右、中、巡查營以及先鋒營等七營衛鄉自保。並在5月中至6月中之間，以武力清除下淡水溪東岸漳州、泉州籍墾民的勢力，嚴防朱一貴勢力的進犯。

同年6月18、19日，二軍大戰於下淡水溪，最後以七營大敗朱一貴部隊收場，而後，當地客家人為了保鄉衛土，取消巡查營，將「堆」（意思通「隊」）取代「營」，以和官軍有別，六堆分成前堆、後堆、中堆、左堆、右堆、先鋒堆，各堆設置一名總理及監軍，六堆共同推舉正副「大總理」各一名統領軍務，以常態性的團練組織維持其族群生存及地方治安。

而發生在道光十年（1830年）的台北盆地閩粵二族因爭地盤發生的械鬥，客家人則因為人數較少，在這場械鬥中落敗，被迫遷至開墾較晚、較貧瘠的山麓與丘陵地帶。至於高雄美濃地區，則是客家人在原漢衝突中，從臺灣原住民手中搶來的。

桃園新屋地區位於沿海平原，原有平埔族原住民族及閩南泉州人先後開墾，後因客家移民日增，成為客家地區，永安漁港亦成為臺灣唯一以客家籍為主體的漁港。而現今花東地區、臺南楠西區、南投埔里等地的客家族群，則多為日據時代，因樟腦業盛行，紛紛自臺灣各地因從事樟腦業而遷徙。

時序來到現代，雖然臺灣客家族群人口比例較高的區域集中於桃竹苗以及南臺灣六堆地區與東臺灣的花東縱谷一帶，但由於都市化的影響，客家族群也大量湧入都會區定居。現時臺灣客家族群人口數以桃園市居冠，其次為新北市、臺中市。

行筆至此，最深刻的感想就是，我們的老祖宗怎麼那麼愛械鬥？還在中國大陸時就在械鬥，遷徙到臺灣之後一樣在械鬥；數不清的「原漢衝突」、「漳泉械鬥」、「閩粵械鬥」、「縣里械鬥」、「異姓械鬥」、「同姓宗族械鬥」、「頂下郊拼」、「職業團體械鬥」…，整個臺灣島幾百年來的歷史，幾乎就是一部「械鬥火拼史」，造成的結果，就是當年的先民必須以各種不同起因的大小械鬥，來決定臺灣各種不同族群的地盤分布，或許也正因為如此，才產生臺灣島民潛在意識裡普遍不相信政府、律法，一切以拳頭大小話事，法治觀念始終無法提昇，甚至族群之間彼此對立，互不信任的後遺症吧！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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